崔健说，其实他是最想求变的。新京报记者郭延冰摄
每逢老歌手尤其是老一代的摇滚歌手开演唱会，总会招来“消费情怀”的评价，而即将开幕的崔健“滚动三十”北京演唱会，却并没有得到这种评价，因为，“消费情怀”的真正含义是“不思进取”，而崔健却一直在颠覆自己，努力进取。
在八十年代，他就开始和外国乐手合作，获得国外的音乐奖和MTV奖，在1986年的国际和平年的音乐会上，穿一身军便装走上舞台，两只裤腿一高一低，演唱《一无所有》。他是先锋，是时代的天线、喷火口，在精神气质上，领先时代半步，当然，这也意味着他是异端，是潜流，是那个欢天喜地的主流世界之外的另一股力量。
崔健有鲜明的时代特色，却又是没有时间性的，崔健的同代人固然能够欣赏他，对于稍晚出生的七零后八零后来说，他也是个精神偶像，对他们来说崔健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不安全感，就是他们的安全感。作为爆炸的八十年代留下的象征者，他似乎是危险的、有力的、沉默寡言的，学不会长袖善舞，也不会跟主流合谋，包括，永远也不会上春晚。《中国好声音》曾经邀请他当评委，视他为第一人选，给出优厚的条件，他也照样拒绝。
崔健就得是这样的人。尽管，对他有这种要求的人，听着《假行僧》和《花房姑娘》成长起来的这些人，早已经成为主流（而不只是合谋），成为这个时代的操盘手，但他们依然对崔健怀着强烈的期待，期望他一直保持的，恰恰是他们自己没能完成的。
崔健
在崔健编剧和导演的电影《蓝色骨头》里，崔健表现出了一种寻根渴望，电影中的主人公，都在追溯自己的身世。而在我们看来，崔健或许已经成为那个需要被追溯的人，在六零后到八零后人的心目中，他就是故乡，是蓝色骨血的源头之一，是没有可能遭遇拆迁的旧日景观，他被钉在原地，成为标签，成为一个象征，一个精神共同体。就连王力宏，在演唱会上展示胸肌的同时，也会提及崔健对自己的影响——他也是象征某种男性气概的铠甲和圣衣。
也许，崔健要颠覆的、挣脱的，不仅仅是那个陈腐的社会框架，也包括这个陈腐的形象定位，这种期待。过去的乐迷希望他不变，希望他永远停在原地，充当那个可以被追溯的故乡，这种期待，慢慢成了新的捆绑之绳。
崔健不愿意满足这种期待，他一直在求新求变，甚至颠覆自己。他喜欢听年轻人的演出，经常和新乐队聚会，他也在拒绝又拒绝之后，最终接受了以他名字命名一款手机的商业计划。去年年底，他参加了《中国之星》，并且推出专辑《光冻》，专辑入围第27届台湾金曲奖，并且获得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。他也用电影《蓝色骨头》，表达了自己破旧立新的愿望，包括对自己固有形象的挣脱。
这都和那些不思进取的音乐人，完全不一样。他没有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，没有把情怀当做自己全部的资本，而是不停为自己增加新的资本，新的内容，而听他歌注视他人生的人，也依然能够获得新的东西。
这是他没被贴上“情怀消费”标签的原因，“情怀消费”的重点，是不断唤起人们对往日的记忆，得仰仗人们对往日的情感，而他却在试图进入未来，活在未来。
(作者/韩松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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